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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没有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掀起了一股“小平热”。期间不仅伴随着习近平纪念邓小平大会上的讲话,还有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热播,在媒体上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也纷纷发声,从不同的侧面纪念邓小平。官方和民间的纪念目的各不相同,但是共同纪念邓小平,官方与民间倒是保持了难得的默契,也反映出一些难得的社会共识。

毋庸置疑,纪念邓小平的最大现实意义,在于温故知新,为未完成的改革铺路。这一点上,官方力求为历史作创造性阐释,巩固自身合法性,表明立场,寻求支持。而民间纪念邓小平,则在于表达新的改革诉求,批评现有改革停滞不前。纪念邓小平,就是在纪念改革开放。

但是,在整个纪念邓小平和对改革的各种讨论中,却有几个少有人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下中国的风险所在,对这些问题需要澄清。笔者将其称之为改革的三重风险:改革虚无主义、改革的浪漫主义和改革至上主义。

先说改革虚无主义。

在今日中国的政治和公共话语体系中,“改革”二字已被污染。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改革”成为一个拥有至上合法性和政治正确性的词语。但改革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描述了行动的属性,却不负责指出行动对象和行动方式。所以人人可以喊改革。“我们要改革!”政治家上台时没有人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到底改什么?却常常是模棱两可的。人人都说改革,可一人嘴里的改革和另一人嘴里的改革或许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利益集团眼中改革在另一群体那变成了阻力。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表面上人人团结在改革大旗下,但实则利益盘根错节,加上意识形态的阻力,改革裹足不前。

今天的改革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仅是在向改革开放前的旧有计划体制和历史遗留问题说再见,同时也是在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问题。我们容易忘记的事实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其实是伴随着三十年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比如惟GDP是论,比如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些变化在过去代表着制度变革的先进方向,属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但在今天则恰恰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摆脱了具体的问题情景,任何笼统的改革论没有意义。因此,今天改革需要新的坐标,而不是单纯以过去为锚。

但是今天中国知识界和政策界存在一些危险,挖空心思在邓小平那里找到所有改革实践的合法性。这条路容易走偏。客观而言,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并未超越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比如对于政治改革,邓小平的真实立场要保守很多。这个事实我们应当面对,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期望安在他身上。围绕中国改革历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存在被简单化和单一叙述的危险。

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在于,他不寻求解决每一个问题,而是懂得把一些问题留给继任者。这种现实却进取的实践哲学对政治家是稀缺品质。但是邓小平留给后来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执政者也应该留给后来人。因为恰恰是在邓时代不够迫切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迫切。比如腐败,比如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比如进一步开放和加剧的社会矛盾带来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

第二重风险是改革浪漫主义。

今日的公共领域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风险,对于改革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改革会解决一切问题,改革有利无弊。不妨称之为改革浪漫主义。真正回顾改革的历程会发现,任何改革,都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都有成本,都伴随着阵痛,在短期内甚至是弊大于利,改革的收益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很多人认为前三十年的改革惠及所有人,得到所有人拥护,其实不是。八十年代价格价格市场化中的高通胀、国企员工大规模下岗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曲折的过程定义了改革,也是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因此,围绕三十年改革历程进行的任何简单宏大叙事,都存在一定的误导,应当予以警惕。同样的道理,时下围绕改革进行的过分简单化的讨论,也不该盲崇。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渐进的边际改变,期间反复曲折。误以为某项改革政策一旦实施就解决问题,这是新的“致命的自负”。

换句话说,改革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非一个设计出来的路径。前几年广为讨论的“顶层设计”,就是这样一种自负的反映。邓小平和他代表的改革力量不是设计师,顶多只是改革的默许师而已。改革者之功绩不在于自己设计出什么好的政策,而是适时地鼓励真实世界的创新和逾矩而已。这样的过程符合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是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反映。今天的改革,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因此,讨论归讨论,但不如直面眼下迫切的问题来得直接。改革不是难在算计,而是难在下决心,缺试错的勇气。

第三重风险是改革至上主义。

以改革为至上目的,认为一切行为,只要有助于改革,就不问对错,只问结果,不看手段,这是中国公共知识界容易犯的错误,但这是很危险的。举个例子,一人集权有助于克服阻力,推进改革议程,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拥护无所限制的集权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任何以有助于改革但是违反程序正义和制度合理的实践,都在为未来的中国埋下更大的隐患。即便是被认为绝对正确的改革实践,仍然少不了对推行者权力的制约,和民主程序和法治的保驾护航,更何况没有人能保证不犯错,也没有必然有利无害的改革。建立起一套稳定的制度,而非单纯依靠领导人个人喜好和力量推进社会变革,是今天中国改革的真正问题。

总而言之,邓小平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改革的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改革措施。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式。邓小平的思想贡献在于,创造性地进行政治话语的再阐释,搁置无谓的意识形态讨论,拓展改革空间,实现边际改革。邓小平让中国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推动了进取的社会探索和实践,让改革的精神无处不在。这是我们应该纪念邓小平的真正原因。

但在所有人都纪念小平的时候,也需要泼盆冷水。围绕改革,我们还需要更多切实地、自由地、具体的讨论。对历史的功过评价,现在还为时尚早。 改革需要有新的坐标。

       注:本文系为智谷趋势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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