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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理性人”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头脑、社会和行为》。一句话总结这份报告的意义就是,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终于选择正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不总是理性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验理解这一点毫无难度,但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对此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已久,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结论,也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其实,不承认这一点没关系,但关键在于:经济学家秉持这样的信念来制订和实施政策。有不少批评认为,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一直以来依据过分简单化的行为假设来实施发展项目。在各种理论上可行却遭遇水土不服、效果大打折扣的发展项目遭遇批评之后,世行终于选择反思一下。
 

之所以改变态度,用报告的说法就是,过去几十年大量的实证行为研究总算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不是按照经济学里完美的理性人行事的。报告在第一章就为经济学做了有趣的辩护。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就在探索心理和社会对人决策的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到’货币幻觉’——从名义而非实际来思考货币价值,并且将其运用在解决长期失业的解决方案上。他同样认识到很多长期投资反映出’动物精神’——直觉和情感,而不是冷静的精算。纲纳·缪达尔(1974年与哈耶克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是研究文化停滞的学生。赫伯特·西蒙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人每次只能处理有限信息,因此无法权衡所有的成本收益,衡量所有可能的结果。艾尔伯特·赫希曼则强调人们具有复杂的动机,他们珍视合作和忠诚。”
 
报告接着说,“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保罗·萨缪尔森和其他人的研究,都存在着’拒绝享乐的、内省的和心理的因素的倾向’(萨缪尔森1938年语)。而在著名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经济学家可以放心地忽略心理因素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经济个体可以被当作是冷静、理性、完全自利的人,因为如果人们不这样,就会被这样行事的个体淘汰出市场……”
 
报告想说,不是说经济学家不想研究非理性,只是此前没有足够的行为证据提供支持。这样的辩护不是完全没道理。经济学界内部对人是否理性的确有长久的分歧。早期的思想家对于人的心理因素和道德情感都有强调,近年来行为经济学派也与主流经济学有所分流。尽管如此,整体而言,如此辩护有避重就轻之嫌,截至目前,关于人的行为特征的认识分歧仍然无法弥合,纯理性主义的追随者依旧狂热一一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占据主流。
 
撇开这些“指控”不谈,从内容上看这份报告倒是颇具诚意,值得细读。整个报告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几十年行为、心理和认知研究的主要成果,参考了大量最新的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为撰写这份报告,世行也征求了数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颇丰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担任了顾问,其他一些知名的行学者,比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等人也都位列其中。
 
报告指出,完美的理性人假设人们在掌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计算机式的最大化决策。但事实上,我们的思维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自发式的思考(Think automatically),社会化的思考(Think socially),以及模式化的思考(Think with mental models)。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人们常常依靠直觉而非蓄意的思考作出决策,并且会受到他人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思维总是基于固定的模式。
 
第一点,直觉式的思维。对这一点最重要的研究来自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其实卡尼曼本来是心理学家,后来经济学界把他当作了自己人,他就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卡尼曼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人们的思维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快,一套慢,一套无意,一套刻意。慢系统负责刻意的、理性的、计算式的决策,而快系统则是非刻意的、基于直觉和经验快速做出的反应。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直觉系统作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生活习惯:喝咖啡还是喝茶,其实并不经过脑子。而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生活中的行为,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也同样受到直觉系统的影响。
 
 
第二点,社会化的思维。传统假设将每个人都视作冷静理性的自利行动者,但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深刻地受到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将人性视为同质化的自利个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以此达到了高度的抽象。但真实的情况是,特定的社会环境会极大地增加人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在传统的理性自利假设下,无处不在的搭便车让合作无以为继。但行为学家在多个国家的研究则发现,在所有的国家,人们的行为都与搭便车理论的预测不符,而且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合作行为存在差异。
 
 
 
第三点,模式化的思维。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想一下无处不在的成见和标签化的认知。看到新事物,人们倾向于迅速地通过归纳类别、身份、简单的概念、贴标签来认识并且进行阐释。而这些模式化的认知,又根深蒂固地受到特定的文化和信念体系的塑造。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们会全面、无偏地摄取外界信息并且做出最优决策,相反,我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过滤信息,选择性地接受。
 
 
在总结了上述人的行为和认知特征之后,报告对各类世界银行的发展项目逐个做了反思。众所周知,世行一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扶贫、儿童健康以及家庭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支持,但也因为其特定的政策立场和并不十分成功的干预而遭受批评。不过报告认为,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将为各种干预策略带来启发。在最后一部分,报告则探讨了上述研究对项目实施官员的具体实践有何指导意义。
 
虽然这份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受到不少好评,但是这并非将行为研究引入公共政策实践的最早尝试。早在2010年,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直接向首相负责的工作小组,名为行为洞见团队(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英国政策提供建议。但结果不出所料,在一个对个人自由威胁极度敏感的民主国家,民众完全有理由担忧这样的“干预”变成“操纵”。最终,这一机构私有化变成一家独立的咨询公司。这样的担忧其实也完全适用于世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发展实践。
 

如果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回归人性的常识,这当然是可喜的。但好消息也有可能是坏消息,对人的非理性的研究会不会又产生新的傲慢和谬误?此外,正如英国民众担心的,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研究不被滥用呢? 

 
注:原文载于政见CNPolitics,原标题为“经济学家终于承认:人不总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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