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有实质改革，就要首先对官方意识形态作重新诠释，这是改革的必要前提。 如果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述官方的政治话语，改革就障碍重重。果然，从最新发布的三中全会公报看，无论是土地制度还是国企改革的论述都基本延续了旧的说法，由此也可预料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会有大动作，这无疑让很多改革的呼吁者失望。

土地制度改革在近年来已经显得十分迫切。渐进的改革措施包括对土地确权、允许土地流转，建立土地市场，允许农民作为主体入市交易。一些建议则更加激进，明确提出土地私有化，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尽管”赋予农民财产权利“已经被写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但是，在现有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中，土地公有仍然被明确认为是社会主义和中共执政的基础，在不动摇这一基础的前提下，莫说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就连承认农民作为土地交易主体的权利都与现有法律不符。即便中国的执政者有一天接受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张，推行这一改革也首先不得不面临与既有的官方叙述的冲突。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任何事关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意味着中共对其之前执政基础的背离，保守势力以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施加阻力，改革很难成功。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改革实践与官方意识形态叙述的冲突就更加突出。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中共对不同所有制地位的官方叙述不断调整，但直到今天，国有经济仍然被认为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最新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也再次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样的叙述一如往常地赋予了国有经济意识形态层面绝对至上的合法性。任何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很有可能被指责为是在动摇中共的执政基础，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调是国企改革的难点所在。虽然此次公报也同时强调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在现有制度下，不存在国企与民企真正的平等。一直呼吁改革的学者高尚全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有经济并非执政基础，这一观点虽直指问题要害，却毫无疑问是无法被官方认可的。

简单地回顾历史会发现，改革实践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不是个新问题，这一问题贯穿改革始终，让改革举步维艰。改革最终得以向前推行，就在于解放思想，去意识形态化，重述政治话语，赋予改革行动合法性。

改革之前，社会主义就是全面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有人要是提“商品”、提“市场”就是反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因此举步维艰。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在于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 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主张，“不问姓社姓资”，“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些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淡化了意识形态斗争，打击了保守势力的气势，使人们放下争论，用实践的眼光推动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是这样一种重新定义官方话语的结果。如何合理地解释对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的背离，本来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搞多种所有制，所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都是“中国特色”。这些官方叙述的变化是极其微妙却至关重要的。这些重述合理化了共产党的改革行动，拓展了改革的行动空间。

后来“三个代表”的理论提出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适应中国新的社会结构，中共不得不从官方话语中把自己从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政党转变为全民的政党。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中共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都具有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合理化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

这种对官方话语体系的重塑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执政党称其为理论创新，其实不妨将其看作一个高超的文字游戏而已。切莫小看了这文字游戏的意义，通过它才能赋予改革实践合法性，使执政者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中。这对政治家可是极其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就再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不错，今天改革的阻力不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此话虽合理，却不完整，像改革的任何阶段一样，意识形态的阻力在今天同样很强，任何意识形态的官方叙述都会被特定利益集团当作抵制改革的借口。

历史的老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新一届领导人面前。早期的改革者巧妙地重述了官方政治话语，以此缓解意识形态争论，拓展了改革的行动空间。而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今天这样的冲突正在加剧。新一任中国领导人还会继续解放思想，通过不断重述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推动改革么？这才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本文的另一版本载于共识网：改革需要的“文字游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3/1111/article_951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