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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两三事

        私人借贷的历史有几千年,但是国债的产生却是近几百年的事,不只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晚,更重要的这种借贷关系所需要的信任关系更加复杂。皇权时代,要打仗,就征税。税赋过重,揭竿而起,却不存在更加文明的借贷。债和税最大的区别,前者是基于自愿的原则,借贷双方你情我愿,但是税却是强制性的,是收保护费,让你交你就得交。这并不是说皇帝国王不借钱,他们也借,但是借了不还的很多。老爹在任,打仗借钱,累计一堆债,儿子上位说,这个与我没啥关系,对不起,一笔勾销。这就是旧时代的逻辑,因此严格意义上以政府的信用背书来借钱,保证有借有还,得需要对权力有所约束,君主立宪,有权力的议会产生,都是国家借债的制度基础。
 
      《国债的历史》一书的作者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债产生于16世纪的热那亚共和国,当时的热那亚城邦为了与威尼斯打仗,不得不举债,打算发行一些像债券一样的票据,向居民借款。但是彼时还不存在很好的制度约束,没太多人相信有借就有还。于是,统治者就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些有钱的私人企业,由他们来代理债券发售和还款,这些被称作“辛迪加”,朝廷信用不好,就找了企业做中间人来担保,把债权打个包,再由居民认购,和今天的资产证券化差不多,金融创新当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来,朝廷借债的难度小了不少。
 
        但即便如此,“国债”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借钱不还的情况仍然常常出现。江山易主,债务却不易主,前任欠的钱跟我有啥关系,把债务一笔勾销的情况屡屡发生。十七世纪开始,在欧洲,血雨腥风的斗争中,皇权逐渐势弱,议会产生,权力不断巩固。从此开始,朝廷花多少钱,得经过议会同意,债不是想借就能借,这个时候,现代意义上的“国债”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这方面,英国做的比较好,老牌的霸主葡萄牙、西班牙则逐渐甘拜下风。
 
       不过在早期,这样的信任归根结底是十分脆弱的。议会的约束降低了一笔勾销的可能,却不能保证有钱还债。市场用脚投票,除非把刀架在脖子上逼我借钱给你,否则我借钱给你只有一种可能,我相信有朝一日你还得起。政府和议会想了个办法,用特定名目的税收作为还债的保证,以此赢得市场的信任。议会限权,税收抵押,双管齐下,国家借钱又容易了一些,借贷的成本也有所降低。要是经济疲弱,税基太薄,不足以抵债怎么办,朝廷就另想方设法创收,比如卖官鬻爵,想当官?先掏钱。
 
       国债的产生与国际资本流动也是相辅相成的。向自己的子民借钱,也跟外国人借钱。无论世界上最早的欧洲金融中心——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还是自18世纪起崛起的伦敦,都受益于品种多样的国债品种,越来越多的统治者都开始海外举债。反过来,因为有地方借钱,各种辅助匹配的制度保证,也使得近代史上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得以发展。现代金融就在此过程中孕育出来了。自此,国债利率,成了国运指标,若遭遇战争或是政权更迭之类的危机,是没法不让国债利率攀升的。这是市场的逻辑。
 
       不同国家的国债受欢迎程度当然不同。新来的要交学费,慢慢积攒信誉。要是表现得好,市场会奖励,要是动不动就违约破产,最终可能会被踢出去,国债打折也没人要。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即便是独裁政府,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了。当然,国债一笔勾销的事并未杜绝,总还是有。而且事实上,没有还清的那一天,都是发新债偿旧债。人会死,政权却“被假设“是永续的。
 
       债券用什么货币计价可是个关键问题,不是你说了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也开始上伦敦市场上发国债,不能用日本银元,得用英镑。整体而言,采取金本位的国家,信誉要更好,借债的利息更低。日本刚到伦敦市场发债的时候,利息比很多拉美的小国还要高。直到后来整顿财政,稳定币值,加入了金本位的家庭,利息率也不断下降。
 
      战争或危机时利率攀升,却也是树立国家信誉的良机。没有钱,仗打不起来。美国独立战争在美洲大陆,可是钱都来自欧洲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借得最多。独立战争几年,各州独立军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务,说美国是天生的借债国一点不假。但战争结束,美国连个像样的中央政府都没有。等到制宪建国时,联邦政府本可以完全撒手不管巨额债务,留给各州自己解决,但富有远见的建国者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等人决定州一级的债务由联邦政府承担,彼时的中央政府还一穷二白,对国家信誉的此等考量,不可不谓深谋远虑。
 
        但也不是所有国家对待战时债务的态度都是如此。苏联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就很坦诚:都是旧时代的债务,无产阶级政权不会承认,一笔勾销了沙俄时期的所有国际债务。
 
        去年阿根廷主权债务危机时,《经济学人》做了这张图回顾了二百年间的所有主权债务违约。其中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的例外是希特勒治下的德国,葡萄牙的违约还是19世纪的事,此外就是濒临违约的希腊。不违约的国家并不是一定按时还钱的国家,但是一定是能够在发生危机时还能借得到钱的国家。信用这个东西,到危机处才凸显出意义来,于一人于一国都是如此。
 
       那么一国的信用靠什么?答案应该不用我来说吧。
 
 
 
 
注:本文参考了富田俊基德《国债的历史》和历史学家Thomas McGraw的 《建国者和金融》(Founders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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