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新闻业没有好消息。

《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以近乎闹剧的方式收场，给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新闻业意外的打击。此后不久，杭州的三名财经媒体的记者因为受贿而受审，最高的涉案金额竟然达到300多万元。

再看外媒。据《纽约时报》近期的报道，美国另一家知名媒体彭博社为了在华商业利益突然放弃发布一篇涉及高层的敏感报道，这篇报道前后耗时一年之久。更引起争议的是，彭博随后以向外界泄露消息为由解雇了该敏感报道的作者。时过境迁，即便是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榜的外国媒体，也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为了在华的商业利益而作出妥协。

我一直觉得，那些认为新闻自由对现阶段的中国必不可少的人们过度乐观了。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当下的威权政治体制比外界所想的更有韧性，它对于外来力量的抵抗力正在与日俱增。伴随经济崛起，中国的领导者手中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大，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这样的事情难道只发生在新闻业么？

除了政治压制和商业利益侵蚀，还有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未知的前景。前不久，全球知名的财经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宣布全球裁员5%。传媒业的国际土豪们盈利也日渐收紧，而这些盈利中新闻产品所贡献的比重其实本来就很低，通过其他服务产品支持新闻媒体，早已是十分常见的模式。

尽管如此，徒增悲观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对这个行业仍然乐观。我相信，在种种令人忧虑的迹象背后，蕴含着一些令人期待的因素。

乐观的第一点原因被反复讨论过，容我再次强调。我始终认为，专业的新闻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服务在任何时代都必不可少。纵然自媒体、新媒体如何发展，新闻生产不可能代替专业化的新闻机构。媒介可以随技术变迁，内容的生产者可以越来越多元化，但是专业化、规模化的新闻机构的功能无法替代，总有新闻需要记者去调查、采访和加工，并最终呈现出来。媒介形式和展现方式的重要性虽日益增加，内容本身却并没有因此而不重要。前不久，包括ebay创始人在内的多位美国科技富豪纷纷投资传统媒体，尝试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对上述观点是某种印证。

第二点原因则更为关键。我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对新闻业是个机会而非挑战。从欧美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必然衍生出对资讯和信息更大的社会需求。有效运行的市场有赖于高效的新闻媒体，而且媒体也是捍卫市场规则必不可少的监督力量。此外，无论显著与否，中国政治都在发生积极地进步，公共政策制定不得不越来越多依赖准确、科学的政策建议，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新闻媒体在连接不同的环节中有很大的行动空间。

当然，这些机会能否真的让新闻业新生都还是未知数，但它们至少创造了更多值得努力的可能性。从目前的行业状况来看，新闻生产方式和机构形式在期待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些都是如我一样喜欢这一行业的年轻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即便撇开所有的行业前景分析不谈，我的乐观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任何社会都需要优秀的新闻媒体， 一个只有“私器”没有“公器”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在哪个时代，支撑新闻这项事业的都不只是好的媒介和充足的资本，最核心的还是新闻理想和专业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追求在今天的中国尤为珍贵，呼唤更多的人去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