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此次动荡中则仍然坚挺。虽然人民币在过去的两周内经历了20年来的最大跌幅，对美元累计贬值超过1.2%，但外界普遍认为，此次贬值是中国央行有意打压单边升值预期所采取的非常规手段，并非由资金外逃引起的。而且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一国的汇率在长期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据此估计，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并未变化。

　　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殃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引起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满。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在今年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斥责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自私”、对新兴市场“撒手不管”。

　　这一话题在上周日进行的G20财长央行峰会上也继续成为焦点。虽然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密切关注近期的市场波动”，但是这一表态被认为形式大于内容。

　　早在多年前，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就开始呼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包括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IMF的发言权、建立多国政策对话机制。而另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则索性“另立门户”，加强金融、货币方面的合作，由金砖国家共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就是一个例子。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识到，金融危机凸显出美元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在这一点上，即便是位列发达国家阵营的英国、法国都与新兴市场国家站在了一起。近年来中国政府也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贸易人民币结算、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其他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协议等。

　　然而，所有这些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都不足以动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统治地位。虽然很多经济体对现有体系都心存不满，但是每逢经济动荡，美元都会成为最受投资者欢迎的避险资产，每一次危机都反而强化了美元的统治地位。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其《美元陷阱》一书中表达的观点，该书的英文版近期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力是否被高估？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哪些条件？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的顺序如何？IMF国际机构能否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扮演角色？围绕这些问题，财新特约记者对普拉萨德进行了专访。

人民币国际化非首要目标

　　财新记者：你在书中指出，人民币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能与美元匹敌，不仅需要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上的条件，还需要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

　　普拉萨德：我所指的制度，不光是民主、公开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同等重要的还有其他的公共机构的制度框架，比如独立的央行，独立的司法系统。目前中国的确存在有关法律改革的讨论，但我不认为那是整个法律体系根本性的改革。上述的各项制度对建立外国投资者对储备货币的信心十分重要。

　　财新记者：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总量上超越美国，加上各项经济改革到位，人民币是否能与美元抗衡？

　　普拉萨德：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增长，假设没有其他的经济问题，我很确定中国在未来的五到十年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指标，所以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我较为乐观，从过去的经验看，中国可以很好地应对经济所遇到的主要困难，过去十年经济增速稍微放缓，但是仍然保持着增长。此外，在中国的领导层很擅长的经济改革上，金融市场改革也会逐步推进。

　　财新记者：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执政者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

　　普拉萨德：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而非优先的政策目标。中国领导层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态度很现实，他们清楚，要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内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但他们也意识到，稳步地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或许是更好的方式。

　　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策框架，来推行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如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其中包括利率市场化，这些改革在长期看都会让中国受益 。通过推行国内的经济改革，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领导层所采取的方式。

　　事实上，中国的很多政策制定者都不同意将人民币国际化，他们认为，人民币一旦国际化，对人民币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导致人民币迅速升值，这并不是他们希望在短期内看到的。但是，在中国领导者高层和改革派官员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其他的市场化改革，会让中国从长远受益。

汇率放开应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财新记者：你在书中指出，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相比美国仍然很小，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庞大的国债市场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另一个限制条件。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债和地方债未来的发展？

　　普拉萨德：金融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要能够为国外投资者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资产。现在，中国的债市规模仍然很小，不能满足国外投资者的需求。债市并不必须是政府债券，也可以是企业的债券。但是，政府债券被普遍认为是最为安全的资产，企业债券则有风险。

　　对中国而言，需要发展更广意义上的债券市场，包括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市场，增加流动性，供外国投资者持有。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会在未来出现，但是由于地方债券并非中央政府直接支持，存在违约的风险，仍然不会被认为与中央政府的债券一样安全。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

　　财新记者：即便中国政府允许地方发债，仍然无法达到像中央政府债券一样的安全性？

　　普拉萨德：除非中央政府完全为地方债券兜底，否则地方债券不会像中央政府债券一样具有竞争力。目前，有种观点是，中央政府不会允许地方政府违约，会出面兜底，但是即便这种隐性支持，外国投资者仍然会怀疑中央政府是否会支持。地方债券不会被视为像中央政府债券一样稳定的资产。

　　财新记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发布的研究，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后会面临资本的净流出，如何看待汇率自由浮动、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等改革之间的关系？

　　普拉萨德：汇率自由化与资本账户改革不必同时进行。在目前的条件下，首要改革应该是放开汇率管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很大，加上经常账户顺差，控制人民币汇率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常账户也处于顺差，都是汇率放开的有利条件。

　　汇率自由浮动，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平衡，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促进外汇市场和其他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再稳健地推动资本账户开放。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效果越来越不好，国内和国际的投资者成功地通过各种办法绕开管控。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改革的教训表明，资本账户一旦放开，守住汇率的难度就很大了。而在资本账户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汇率放开所产生的冲击要小一些。

新兴经济体仍有潜力

　　财新记者：在近期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震荡中，有一个新的说法叫“脆弱五国”，包括土耳其、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南非五个新兴市场国家，你同意这个说法么？

　　普拉萨德：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问题较大的是土耳其和阿根廷，其他新兴国家的状况并没有那么糟。在资本账户方面，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都实施一定程度的管理，而大多数都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因此不试图将本国货币控制在某个水平，与此同时，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有不少的外汇储备。这三个因素让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不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除了土耳其和阿根廷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他们都存在问题，但是不可能经历和上世纪一样的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保持经常账户盈余，不需要外来的资本，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政策基础，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足以吸收外部的冲击。

　　财新记者：你的书和之前的很多工作都强调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失衡。金融危机几年后的今天，新兴市场国家似乎表现不如危机刚过后那样好，而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似乎开始复苏，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恢复到常态了？是某种程度的再平衡么？

　　普拉萨德：美国和欧洲的确比过去几年表现好了很多，但是否真正在复苏还有争论。比如美国，虽然需求方面很强，劳动力市场仍然显得较为弱势。所以我认为发达经济体虽然表现有所好转，但是前景并不明朗。

　　新兴市场国家在2000年后的几年间推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在金融危机中收到成效。但是之后，一些国家开始出现问题，这是因为改革的进程停滞了，比如印度，很多问题在近年来重新出现，比如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导致经济不稳定。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若能够进一步推行其需要的改革，它们虽然不一定能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速，但仍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速会高于发达经济体。

　　财新记者：经历了近期的新兴市场动荡后，全球经济是否会变的稳定一些？

　　普拉萨德：很难说。第一个不稳定性来自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但是从目前来看，市场对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有清楚的预期，所以若不出意外，美联储应该会按照事先宣布的方式逐渐退出。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改革是否有力推行，这一点在现在看来也都是未知数。

　　财新记者：根据你多年在IMF的工作经历，IMF在全球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中能起到有效的作用么？

　　普拉萨德：IMF作为国际机构理应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关键在于有无能力。目前的问题是，IMF在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丧失了威信。原因是自身改革不利，其在危机期间对新兴市场国家做的承诺都未能兑现，比如增大新兴市场国家在IMF的发言权。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则也不会听IMF的话，IMF没有能力影响发达国家的决策，这极大地减弱了IMF的影响力。

　　财新记者：除了IMF，有无替代的多边机制？

　　普拉萨德：我认为G20 会议在探讨这些问题，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兑现承诺的问题，比如，在上周的G20财长央行会议上，所有国家都同意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这些承诺都非常宽泛，不够具体，也没有机制能够确保各国付诸行动。

　　记者述评：普拉萨德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超越美国，并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和金融市场上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也仍然和其他国际货币一样无法替代美元，尤其是其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其中的关键是包括独立的央行、独立的司法系统在内的公共机构框架。

    而这一框架的成型，关键在于整体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改革。归根到底，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原文链接：http://special.caixin.com/2014-03-07/100647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