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十年被许多人称为 “国进民退” 的十年。这种声音认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地位在十年内重新上升，国资委成立，组建国家队，角逐全球市场，央企也频现全球五百强榜单，“国家资本主义” 的说法广为流传。相较之下，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则日益艰难，在许多领域投资遭遇 “玻璃门”，由于正规融资遇阻而借助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民企老板跑路的现象也频频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成为了主力军，“国进民退”，似乎无可争议。

但是，针对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的新书提出了反驳。书名叫《民进国退》，题目即结论——作者认为 “国进民退” 的论断站不住脚。在他看来，自改革始，私营部门就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

这本书的英文名则同样有趣，叫 “Markets over Mao”，乍一看似有标题党之嫌，但实际上很好地表达了本书的观点。作者宣称，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中国经济制度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私有经济部门的表现全面超越公有经济，市场化经济大势浩浩荡荡，无法阻挡。外界所谓 “国家资本主义” 的说法，亦无根据。

作者拉迪目前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自八十年代初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的观察者，算得上美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最了解的学者之一。不过不出意外，他这本最新著作将引起不小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考察指标的选择和界定上。

国企凭政府背景享受着廉价充足的信贷，而民企则贷款无门，不得不诉诸于高利贷，这是 “国进民退” 最主要的论据之一。但是本书则反复强调，仅仅着眼于银行信贷分配的视角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企业再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并非银行信贷，而是企业自身的留存收益。利润越高的企业，往往更容易自筹资金，而非依靠外在信贷。书中还强调，国企获得更多信贷不仅是因为贷款的国企偏好，也是因为民企被排除在许多资本密集行业之外，若是不将后者排除在外，贷款偏好国企的结论可能会改变。

即便以银行信贷作为衡量指标，私营部门所占有的信贷总量也远高于通常认为的水平。拉迪认为，官方发布的几项贷款流向数据都存在局限，一些只限于狭义的私营部门，一些只计算短期信贷。更合理的计算方式是将流向民资主要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信贷、中长期贷款，针对农户的私人贷款都算入流入私营部门的信贷额度中，个人消费贷款也不该被忽略。经过这些重新计算，信贷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私营部门所获得的信贷规模大幅提升。

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烟草等企业凭借垄断拥有很高的利润率，也被常常被用作国有资本垄断的证据。但是本书认为这样的情况只存在于少数行业，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度都在不断提升，即便是被视为支柱的重工业也不例外。比如在 2011 年，煤炭采掘业有 880 家国有资本控制的企业，私企数量则有 4420 家。钢铁行业有 312 家企业国资控股，但私企有 4246 家。虽然政府尝试在许多行业推动兼并，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许多行业的集中度未升反降。此外，国有企业和民企的利润率在过去几年间一直水平相当，这些数据共同说明，国有企业在大多数部门并不处于显著的市场垄断地位。

“国进民退” 的批评者声称，胡温政府相比于前任更加频繁地使用产业政策，这为国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拉迪认为，国企并没有将政策优势转化为财务优势。截止 2011 年，国有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26%，而在制造业领域，这一比重则更低，只有 20%。

在创造就业方面，国企和集体企业城镇就业的贡献率从 1978 年的 99.8%下降至 2011 年的 18%。金融危机之后，各部门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为 12.7%，国有独资或是控股的部门则只有 9.2%，远低于民营企业的 18.9%。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国企是投资主力，但拉迪引用的数据显示，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自 2010 年起超过国有资本。诸如全要素生产率等其他指标上，国有企业均日渐落后。

国有大银行凭借利率管制赚取巨额利润常被人提及，但拉迪的结论也与此不同。他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并未显著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市场集中度甚至与美国不相上下。自八十年代起，银行数量不断增加，竞争程度持续上升，截止 2011 年全国共有 500 家银行，其中包括5家大规模商业银行、3 个政策性银行、12 家股份制银行、144 家城市商业银行，212 家农村商业银行和 40 家外资银行。拉迪强调，单从竞争程度衡量，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已达到很高水平。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比较，本书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显示 “国退民进” 正在发生，真实的趋势恰恰相反。

不过，针对本书的数据选择，有评论提出了质疑。比如，在比较国资和民资的整体资产回报率时，就不应该国有资本主导的金融部门算在其中。在国企与民企的概念界定上，业界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此外，本书最值得质疑的问题在于，作者并未对政策动机和客观结果作明确的区分，致使结论模棱两可。换句话说，“国退民进”是结果，却并不意味着偏爱国企的政策动机不存在。将本书的观点作为国企与民企获得平等竞争地位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拉迪交代得并不清楚。

本书实际上试图同时批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直以来，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两派阵营，一方强调国有体制的优势，捍卫以此为特征的 “中国模式”。另一派则是坚定的市场改革阵营，为民营经济鼓与呼，批评近几年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民营经济处于劣势，也是“国进民退”说法的主要来源。

拉迪的立场则不同于两派中的任一方。对于 “中国模式” 的鼓吹者，拉迪的反驳是：你们说国有经济表现优异应归因于体制优势，但各种证据表明，国有经济相比于民营经济的效率更低，在各个指标上都落后于民营经济。而对来自市场化改革派的批评，拉迪反驳的理由是：你们批评 “国进民退”，但鲜有证据表明这一点，事实上，私有经济地位一直在不断上升，而在政策层面的所有制偏好也在不断削弱，“国退民进” 的大趋势并未逆转。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私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方面拉迪与市场改革派的观点一致，但是他对现实经济变迁的趋势则要更加乐观。

尽管反驳了国进民退的论断，但是此书也强调，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最为关键的要素市场，比如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以及能源和电力等领域仍然处在行政扭曲之下，劳动力市场也受限于户籍制度未能完全放开，少数服务业部门都未对民资开放，这些都是限制中国生产力保持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Lardy, N. R. (2014).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Peterson Institute Press: All Books.

注：原文载于政见CNPolitics